員林山頂尪仔頭

彰化縣員林市

偶頭製作-許金棒

偶頭製作-許金棒

彰化縣員林市

員林山頂尪仔頭

偶頭製作-許金棒

2023-11-10


許金棒自13歲起跟隨父親許協榮先生學習木偶雕刻技術,能詳實介紹工序工法,並在各類型布袋戲發展下,開發新式大型偶頭,可見其熟知並能正確體現偶頭製作之知識、技藝與文化表現形式。許金棒積極協助木偶雕刻製作之教育推廣工作,民國76年(西元1987年)、民國88年(西元1999年)在學校傳習,民國89至90年(西元2000-2001年)間亦有傳習紀錄,具偶頭製作之傳習能力與意願,其子亦承襲其技法。其家族素有「員林山頂尪仔頭」之美稱,且許金棒從事偶頭雕刻工作已逾50餘年,承襲父親木偶雕刻技術,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。


據江武昌《臺灣布袋戲概說》引唐代《拾遺錄》考述,早在中國唐、宋時代便已有布袋木偶戲的出現,其演出型式與衣著較為簡略,尚未發展成為重要的表演藝術,至明末清初始臻成熟,而成為泉州一帶普及而重要的表演方式。臺灣布袋戲基本上是流行於閩南語系福佬人的表演藝術,源自閩南的漳州、泉州和部份潮州地區這三個地區。 木偶雕刻這項技藝的起源甚早,從先秦時期至今已有2200年的歷史。明代掌中戲的演出,促使木偶雕刻的興盛:先民移民來臺,木偶雕刻技藝隨之傳入:布袋戲以戲偶作為表演的載體,名家雕刻的「布袋戲仔」唯妙唯肖,極富藝術價值。 中日戰爭時福建戲偶禁運,促成臺灣本地開始自行製造木偶。戰後,布袋戲進入戲院,戲偶型體開始加大,雕功考究,設計可活動的五官,眼睛會動,嘴巴能開口吐舌,栩栩如生。民國59年代(西元1970年)坊間開始有以木屑與黏膠壓鑄合成的戲偶,可大量生產,但在藝術上不同於木偶雕刻作品。 早期臺灣的布袋戲偶主要來自泉州,以江加走的「花園頭」為代表,泉州戲偶輸入中斷後,彰化徐析森率先以「花園頭」作為藍本,開啟本土製造的「阿森頭」其後成為同業學習的範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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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1-10

保存者生平或保存團體創立沿革 排灣族木雕(泰武鄉)技術保存者沈萬順(Terorelailai,得路的·來賴)於1950年11月17日生於屏東佳興部落舊社。國小畢業後跟隨父親沈秋大學習木雕。直到父親八十歲過世後,於1996年他開始接手父親的木雕事業,在1997年,沈萬順以個人名義發表了第一件作品「母愛」。之後他積極參與每年一次的全國原住民大賽,在 2000年時獲得全國文藝季原住民木雕獎器物類第一名。萬順的雕刻風格承襲其父親沈秋大,以難度較高的立體木雕為主,甚至常有巨型雕刻的作品,而彩繪是其常用技法。沈萬順的木雕作品上色技巧與用色習慣同樣承襲自父親,通常以油漆上色,木頭原色為基底,再施以黃、紅、白、黑等色點綴,透露出原住民與土地共生與共榮的關聯性。在刻劃人物上,沈萬順以粗厚矮壯的身軀、臉部鮮明的T字部位,形成純樸堅毅的人物造型風格 。作品特徵為臉部有明顯的雙眼皮與高鼻梁,左、右鼻翼有裝飾性的弧線,嘴角含笑,顯得獨樹一格。此外,沈萬順所代表的沈家,與同在佳興部落發展雕刻的高家,兩家風格差異最大之處在於人像臉部所面對的方向。高家的創作中,人像臉部大多偏向左側或右側;而沈家的人像雕刻則是臉部朝前,沈萬順的木雕人像作品中,幾乎全部都是臉部朝前,僅有極少數的一、兩件人像作品臉部朝向側面 。沈萬順的作品中,不管是大型的人物木雕或木桌椅,皆深刻地體現排灣族部落文化,並有深厚的部落意識,連結部落土地與族群歷史,呈現排灣族貴族平民階級社會的特色,以及傳統生活樣貌。

2023-11-10

李萬財師承南投草屯葉錦基先生,學習泉州派木作技術,以傳統榫卯技術為主,並加以融入現代設計理念,形成具備獨特風格的傢俱工藝。出師後從業超過一甲子的歲月,期間除創作之成品參展無數,屢獲國內外重要機構與私人典藏之外,又不斷地在職進修、取得碩士學位,能具體將傳統細木作之學理與實踐結合。符合《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4條第1款條件「熟知並能正確體現該登錄項目之知識、技藝與文化表現形式」。李萬財積極推行細木作之技藝傳習,除了傳授其子之外,並有數位弟子跟隨習藝超過十年以上,其中不乏任教於大學的教職人員,具備高度傳習能力與意願。符合《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4條第2款條件「具該登錄項目之傳習能力及意願」。常以做好細木作職人的使命自期,不論是從業輩分、創作經歷、和技藝成就等,都是新北地區首屆一指,為文化脈絡下之適當者。符合《傳統工藝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4條第3款條件「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」。

2023-11-01

在過去對外交通不便,傳統自給自足的泰雅族社會當中,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一切皆須自己動手做,而在生活工藝之製作上,男女有別。織布工藝是傳統生活中婦女所必備的技能之一。而除此之外的工藝製作,幾全由男性為之。 台灣地區主要由漳州、泉州移民組成,他們將福建地方的風俗和生活習慣帶入台灣,其中包括了纏花這種傳統手工藝。在廈門地區,纏花工藝至今仍然存在。早期,台灣婦女將纏花製作視為一種副業,並在婚嫁場合中使用,後來逐漸普及至日常生活和宗教儀式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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